四川震灾之后，最先的反应是纪实文艺，接着是诗歌、随笔，然后是剧本和评论，最后的使命交给小说。它必将、也正在开创一个民族文艺主题的繁盛。

目前，这些可能的线路里引起巨大反响的要数纪实报道和诗歌了。震后诗歌和报道以其极速关怀、广泛参众、呕血竞作、全民呼应作为主要特征，其特点主要在于：一是震灾之重，建国仅见，直接成为历史，进入史册，对于人民心灵的震撼和冲击几无任何悬念，它的重众所公认；二是创作的发展从对现场的反应到民族的共痛，从对新世纪文艺创作的影响到人心、人我的自我体认与重新体认，呈现出多层次、多维度进程；三是如何评判震后诗学，是短命的昙花一现或者长久的民族内视倾向各占一半；地震一过，如何扩大或继承震后诗学遽陷困境。

几乎没有人否认震后诗学的存在意义，不过对它的继往开来、东风化春则多有表示怀疑或忧心。如今，真正有界碑性质的震灾小说和有关作品还没有现世，我们尚且不知道它在多大意义上、历经多久才能揭示自身的存在场。不过，就目前震后之后的诗学来看，局势也是喜忧参半。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艺？这是必须面对的。今天，仍有很多人们在对流传甚广的诗歌《生死不离》、《孩子快抓紧妈妈的手》……等的诗歌性争论不绝，问题仍植根于他们所选择的艺术差异：赞同的竭力发掘它们的美学，不赞同的对其广传又证据不足，难以服人。那不是文艺吗？是的。那是我们需要的文艺吗？不只是。后续的大量诗歌在方方面面进行了丰富、深入、蕴籍。但是现在，它们也在面临被孤置的命运……没有子孙是可耻的。

震灾和日常生活的差异表现在什么地方？它们是——

生命之重和生命之倏忽：文字对重的东西敏感，它的有形性决定了它对“主题”的依附性；不过，它的表达恰恰是为了无形之重，它的内化性决定了它对语符的超逸性。震灾之重无论从生命身心、地域生态、历史续接都是强烈而持久的冲击，此时文字有它天然的重的背景，又不乏超逸的、自我求存的心力；而日常生活，首先体现为一种“轻”，无关价值、生命、体验，在一种极度的无聊状态中天天如是，存在的倏忽感臻于极致，文字依附于破碎的现世，它轻，所以不足以引发自生力同时又因为它无聊，所以持续轻微地折磨又打磨人的心。重的一刻生死关与轻的日月不死牢带来的两种文字形态具有内在差应力，几乎不可调和。

基于大众的个人体验和基于个人的个体体验：震灾使得经历和不经历它的人均感同身受、身临其境、念念牵系；日常生活正好相反，它倾向于个人的体验生成、分裂（离）个人理性中的一般经验、念念相异。这种反差导致接轨存在极大的规划性难度。由此引发的个体诗学表达落差也是一致的，基于我的走向共感、同感和基于我的走向个感、我感驯养出了不同类型的词语和形式的禽兽。语言作为人类的庄稼和家养动物遭受了不同的驯师和基因组合。

文字的共振和分异：震后诗学只有一个背景母题，所有的子题均是为了共振这个母题，文字的差异和变形不脱离一个唯一的引力核心；日常生活的背景母题是被僭越的、弑父的，文字恨不得自残和自杀，它势必要走向不可重复的分异。

震后诗学的风向——

诗人的改善：比如“患难感”、“历史感”等的重新定型；对自我体验的历史性压缩和民族性共振的思索；对文字躯体和表达母题的分寸感把捉；对即我即真的更扩大化体认等等。

诗学的改善：一方面如何安心于日常性，一方面如何安心于日常诗歌，另一方面尤其是诗歌如何共振日常性。它如何在轻而倏忽、个体经验、分异文字的包围中走向重而无形、集体意念、归心文字，达致历史性、民族性和个人性的三合一体，需要我们多方面的积攒。

诗学遗传的多头并行：由于文化本身的复杂性，诗学毕竟将只在少数人身上激发传承的链条，诗学的历史由各个山头相互传递，没有统一不变的传统法则而只有此起彼伏、遥相呼应、接灯传炬的各线人们：他们在各省、各主题间鹄立宗承又彼此融合、相辅相成。历史的多头性落实到民间的现实又体现为个体性：各个个体按照命定的喜好选择各自的接力，他们仅只凭借自身而与传统的冥冥力量接火，并将火炬人人相传、代代相传。

我们属于一个更大的民族，文字属于一个更大的文化，我们和文字的道路是一样的……我们终将受制于这个“更大者”的命运，同时，他又为我们个体的命运升华提供了无限可能。